共建多元多边机制，陆家嘴论坛求解全球金融治理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正站在历史拐点。

6月17日，在2026陆家嘴论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与合作”全体大会上，多位嘉宾一致认为，当前全球金融治理面临“有组织、无协同”的结构性困境。

在探讨具体改革方案之前，首要任务是推动各方消除分歧、凝聚治理共识。

世界银行近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放缓至2.5%，为新冠疫情以来最低水平，若能源供应中断不能短期恢复，增速可能进一步降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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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国家和机构能够单独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世界银行集团常务副行长张文才在会上称，要加强机构之间的政策协调与标准规则制定协调，同时数据治理可能成为未来需要更加集中研究的领域。

治理体系碎片化，协同网络尚未形成

会上，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指出，当前全球拥有IMF、世界银行、G20、各行业监管协会、OECD等多元金融治理主体，但各类机构权责交叉与空白并存，并未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协同治理网络，难以应对复杂的全球金融风险。

在功能层面，全球缺乏类似“世界央行”的角色。国际货币体系应如何架构、危机时刻谁充当最后贷款人、金融基础设施由谁统筹，这些基础性问题至今“仍在研究讨论之中”。其中，分业监管机构的割裂是碎片化困局的典型体现。

周小川认为，目前全球金融监管按行业划分：银行业依托BIS（国际清算银行）、保险业由IAIS（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负责、证券业归属IOSCO（国际证监会组织），三大机构各司其职、运作平稳。但历次金融危机均为跨行业交叉风险，单一监管机构无力处置复合型金融风险。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行长谢啇真指出，不应寄望于单一全球体制解决问题，而需构建“多层级不同的网络”。全球一级可能比较缓慢，区域一级可能比较快。

匈牙利国家银行副行长Dániel Palotai呼吁IMF份额改革继续前进。他强调，整体方向应“更多偏向网络更多层级、更加数字化、更多边的治理体系”，现有机构应进行改革演进，而非重新开始。

全球冲击频发、技术双刃剑带来新挑战

传统治理空白尚未填补，新兴挑战已接踵而至。

谢啇真指出，过去六年全球经济经历了五轮重大供需冲击——疫情、欧洲能源危机、2025年地缘政治危机、AI加速带来的供给不确定性。主要发达国家债务占GDP比重已超100%，新兴市场达70%左右，这种高债务是难以为继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ric Maskin还提到了影子银行风险攀升，他预警，2008年金融危机后《多德-弗兰克法案》和巴塞尔协议Ⅲ仅覆盖传统银行，当前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保险公司等金融投资主体杠杆率已达历史新高，“是时候把监管扩大起来了”。Eric Maskin强调，不能指望金融业自我监管，需要有政府的手介入，而这需要国际合作。

不仅如此，科技的发展也成为“双刃剑”Dániel Palotai称，一方面让监管方更快识别欺诈，另一方面可能催生新的监管方式。

周小川称，目前全球仅有FATF负责反洗钱和反恐融资，面对数字化跨境诈骗、加密货币非法资金流转等新型风险，尚无机构牵头统筹，治理空白明显。

张文才指出，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在探讨数据治理，“将来国际社会应该研究有一个更加集中的机构来研究数据，包括数据的流动、数据的全球治理问题”。

Palotai建议监管方建立统一数据平台，“定期甚至实时共享数据，及时打断、阻断可疑欺诈的交易”。

此外，股票配资，多空杠杆，证券杠杆炒股，平台测评与会嘉宾还提到了绿色金融与气候应对分歧难消、金融基础设施全球框架缺失等问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认为，绿色低碳转型将催生碳市场、新能源矿产交易、绿色主权债等大量跨境投融资活动，货币的定价、结算和储备功能将随之重塑，进展快的经济体货币有望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他进一步指出，气候风险已演化为金融风险，但相关压力测试、宏观审慎管理和保险保障缺口方面的国际合作仍显不足。国际金融组织（如IMF、世界银行、新开发银行）虽已将气候应对纳入使命，但面临政治干扰和质疑。

中国：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

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角色与贡献，成为论坛上的重要议题。

张文才特别指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在减贫、基础设施建设、绿色转型和创新发展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为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展望未来，中国与世界银行集团有望在绿色发展、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就业及南南合作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实现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

此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成为区域合作的务实抓手。谢啇真介绍，中新ETF互联互通机制已实现双向交易，新加坡投资者可投资中国境内交易所基金，中国投资者亦可配置新加坡市场ETF，这种双向联动让区域金融合作更具实质性。

谢啇真称，“全球和区域的平台对加入金融稳定的合作非常重要”，各国决策权虽基于国内优先事项，但也需考虑共同利益。

伦敦金融城政府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Christopher Hayward提到，伦敦作为多极网络重要节点，愿与上海在绿色金融、数字金融、跨境资管和保险互联互通等领域深度合作。他警告，金融资产数字化正使风险溢出效应更易传导，唯有保持互联互通才能共同繁荣。

Palotai也补充道，中国在IMF执行董事会积极履职，发挥了高效、突出的建设性作用。各方应持续推进IMF份额改革，提升代表性不足成员的话语权。

共识先于行动：共建多元多边机制

贯穿整场讨论，“共识”是被提及频率最高的关键词。

Hayward认为，“旧的治理模型不再适应新挑战，IMF和世界银行不再是整合当代金融格局的中心。我们需要多边、区域、双边及非正式市场网络共同发挥作用。”Hayward表示，英国正推进《金融服务市场条例》新法案，引入跨境监管沙盒，将稳定币和代币化存款纳入监管框架，同时提议“国际社会应研究建立更集中的机构来治理数据流动问题”。

在货币体系层面，意大利经济与财政部原部长Giovanni Tria指出，从单极走向多极货币秩序，需美元、欧元、人民币区共担责任。

“三条腿的桌子比两条的更稳定。”TRIA提出，美元区、欧元区和人民币区应携手合作，将货币协调视为共同责任，而非竞争关系，从而增强全球货币体系韧性。